胡锦涛同志的十七大报告通过新闻媒体发布后，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中国新闻出版业将如何改革发展也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10月17日晚上8时，党的十七大代表、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接受了英国《金融时报》以及《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华读书报》、人民网等国内媒体集体采访，谈了新闻出版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问题。
改制后出版发行企业国有资产年均增值40%以上
记者：很高兴有机会多了解中国在新闻出版方面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对我们国外媒体很开放，我们每天都有很多采访。
柳斌杰：感谢国外媒体对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关心。这也标志着中国的新闻业更加开放、更加民主，我们愿意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融入世界。从我们承诺2008年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对境外媒体更加开放到这次党代会对境外媒体的全面开放，都可以看出中国新闻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
记者：出版方面的改革受到广泛关注，几年前中国的出版业就推出一些改革方案。我们英国《金融时报》也注意到，一部分中国出版发行单位经营部分剥离出来在香港上市。在这方面的改革，中国有哪些进步和标志性的事件？
柳斌杰：中国的出版改革，是中国改革全局的一部分，是按照中国整体改革的布局，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框架下进行的。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路，也提出了具体要求，把出版定位为经营性的产业和公益性的事业两大部分。公益性的出版事业，主要指不能以市场化的手段配置资源，进入市场竞争，比如我们的党报党刊；再比如少数民族文字的出版，读者少、需求量小，也不能靠市场竞争来解决；还有国家公共文化积累、服务的部分，例如历史典籍的整理、出版等，仍然作为社会公共服务的部分，由政府扶持发展。其余经营性的出版业包括图书、非时政类报刊、音像制品、光盘生产等，相关单位全部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转企改制，面向市场发展。
经过十六大以来5年的实践，中国新闻出版业取得巨大成就。
第一，推动体制创新。我们把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经营性出版单位转到市场经济轨道上来。到目前为止，国内有100多家出版社实行企业体制的管理，有1000多家报刊也进行企业化、市场化的管理。
第二，培育市场主体。既然说产业，就要有企业；既然有市场，就要有市场竞争主体。我们通过集团化、股份制改造、企业重组等方式，培育出版传媒方面的集团公司，作为中国出版业的市场竞争主体。这方面成效显著，数十家出版、发行、报业集团公司成立，完全走上规范的公司制发展的路子。通过市场融资、股份制改造增强了实力，中国出版业市场竞争主体越来越强大。现在的国际、国内图书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中国出版社全都是按照新的市场主体改造过的出版单位，效果非常好。改制后的出版发行企业，国有资产年均增值40%以上，经营收入年均增长30%以上，效益非常好。通过深化改革，达到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目的。
第三，实施重大出版工程。我们积极推动基础建设项目和文化积累类型项目加快发展，带动了整个出版业的繁荣。这几年，依靠国家推动性力量，出版了一大批精品力作，在整理出版历史典籍、当代重要文化作品等方面，都取得很好的成绩。
第四，中国出版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有影响力。在2006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首次实现了版权贸易顺差。今年的莫斯科国际书展，中国以主宾国身份参展，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输出版权800多项，中国的图书受到了高度的评价和欢迎。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在致辞中评价说，中国已当之无愧地成为第一出版大国。在今年10月举行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出版又大放光彩，输出版权1900多项，外电给了很好的评价。中国出版业正在走向国际，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我们也积极吸收其他国家文明成果，同时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
记者：改革给新闻出版行业带来怎样的变化？
柳斌杰：改革使新闻出版行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一，通过改革解放了生产力。过去，中国的出版处在不能适应市场竞争、市场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束缚了它的发展。现在，通过体制创新和转企改制，解放了生产力，新闻出版业所具有的潜力得到发挥。新闻出版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局面。
第二，通过改革营造了新的机制。这种机制能最大程度地激发新闻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的创造力和活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版社按照规定动作运作，人们本身的创造力难以得到充分发挥，通过新的机制，人们的聪明才智展现出来。现在，出版单位依靠市场配置资源，不会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
第三，通过改革涌现出优秀人才。出版社在新的体制下实行了企业化奖惩措施，调动了更多新闻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原来出版社出版一本书效益不是很大，改制后的出版社出现了一本书盈利6000多万元的奇迹。同样的人，在不同的体制、机制下，发挥的作用大小也不同。
第四，政府逐渐从办出版转向管出版。我们大力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把一个审批型政府部门变成一个服务型政府部门，为出版企业服务，帮他们出谋划策。过去，出版社的选题计划和出书完全由政府来调控，现在政府部门不再办出版，而是依靠政策、法律、市场来管出版产品。这样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和更多的创造机会，改变了过去统得过死的状况。下一步，政府在管理方面将更多地向改制后的企业进行政策和资源倾斜。
第五，公共文化服务得到了加强。出版经营性部分剥离走向市场后，政府应该管好自己该管的事情，特别是对不能依靠市场配置资源、不能依靠市场竞争解决的那一部分，例如盲文出版、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农村偏远地区学生的教科书等，将由政府来做或免费提供，使他们能够享受到应该有的文化权益。我们已经从政策上明确，农村的农家书屋由政府提供资金建设，为每个农家书屋提供1500种图书、30种报刊、100种音像制品。少数民族文字的报纸、图书、期刊全部都免费提供，目前在内蒙古、新疆已经完成，将陆续在其他地区推行。
除了辽宁出版集团，还有一些出版企业筹备上市
记者：已经上市的传媒企业包括报纸吗？有出版社上市吗？
柳斌杰：目前全国在A股和H股市场上市的报业、发行企业包括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等等。
辽宁出版集团公司虽然尚未挂牌上市，但是将很快上市。这将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上市的出版企业。以前考虑把集团的经营性部分剥离出来上市，现在辽宁出版集团公司不再剥离，实行整体上市，其中就包括7个出版社。
出版企业上市经历了一个深化认识和探索的过程。出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出书，而不是围绕出书进行的发行、印刷等服务。股市上的共同规则，上市出版企业也要完全遵循。为了完整地体现产业的整体性，减少关联交易，避免股市同质竞争，我们规划出版业整体上市，前提条件是出版单位完成了转企改制和股份制改造，成为规范的公司，具备了上市的资格。国家对于出版企业上市给予特别的政策，豁免了三年盈利的规定，优先支持文化企业上市。这是政府对出版业的政策倾斜，一般企业必须经过三年盈利考核，出版企业成立股份公司以后最短一年就可上市。现在辽宁出版集团公司已经进入上市辅导期。
记者：辽宁出版集团是在国内A股市场还是香港H股上市？未来一年预计能有多少出版社上市？
柳斌杰：辽宁出版集团原打算在香港上市，后来看到国内股市收益更好，他们选择在国内A股市场上市。预计未来一年国内还将有十几家出版集团陆续做上市前的准备工作。
外资不能办出版社报刊社，但是并不排斥合作出版
记者：对外资进入中国出版的政策是否会有新的变化？
柳斌杰：外资在中国不能单独办出版，我们国家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就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开放的是印刷业和出版物分销服务市场。目前全国已有中外合资、合作或外商投资书报刊发行企业40多家，设立外商投资、合资、合作印刷发行企业2400多家。有些印刷企业在世界上也是规模较大的，珠江三角洲已经成为世界印刷基地，服务对象涉及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出版的主要刊物大多是在广东印刷的。另外，图书出版策划、咨询也是对外资开放的。
办出版社与合作出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我们不允许外资在国内设立出版社、报刊社，但是并不排斥与外资合作出版。外资与中国出版合作有很多方式：第一，版权合作。双方设定版权合作协议，目前报刊版权合作的单位已经有50多家，世界知名品牌期刊大多跟中国有版权合作，例如《美国国家地理》、《读者文摘》、《时尚》、《瑞丽》等。第二，图书单项合作。国外大的出版集团与中国的出版集团，例如科学出版集团、高等教育出版社等，都有图书方面的项目合作，出版高校图书教材、科技类图书、人物传记等。
记者：报社整体上市是否有可能？
柳斌杰：我们正支持重庆的电脑报整体上市。当初北京青年报是被允许整体上市，并没要求剥离上市。但是他们跟香港联交所的协议中已经定为把经营部分剥离出来单独上市。在中国，报纸实行审批制，如果报纸刊号被吊销，就全部都没有了，在股市上会有很大的风险。香港联交所也正是在这方面有些顾虑。我们今后将通过逐步扩大股份、收购等办法，扩大报业上市的整体性，解决关联交易的矛盾，给股民更高的信任度。
记者：在中国转制为企业的报纸都可以在内地或香港上市吗？
柳斌杰：都可以。河南《销售与市场》在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以柜台交易的方式上市，中央领导同志都给予充分肯定，支持它上市。另外，在互联网方面，不能仅仅是商业网站上市，新闻网站不上市。我们支持国家骨干大型新闻类网站通过上市融资，增加实力，进一步扩大阵地。只要企业条件成熟了，政府是支持的。
认为中国对新闻媒体管理越来越紧完全是一种误解
记者：国外的报纸包括英国的《金融时报》一直希望能在中国印刷发行，在2008年奥运会举办期间和奥运会之后，国外的报纸能否被允许在中国大陆印刷出版？
柳斌杰：这个问题我们还在研究。奥运会举办期间，按照惯例，我们已经承诺各国代表团、运动员都能读到本国的报纸，或者在中国印刷，或者从国外进口。奥运会后，我们会进一步总结实践的经验，再决定国外的报刊能否在中国内地印刷发行。中国法律规定，国内办报办刊只能是中国资本，国外报纸在中国印刷出版还没有先例，以后会逐渐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奥运会期间如果是先印刷再进口是否就没有法律问题？
柳斌杰：这种办法现在也可以，国外报纸在中国印刷，然后通过海关进口到中国内地。
记者：有些国外媒体和学者认为，这几年来中国对本国媒体的管理越来越强化，今后能否让中国国内的媒体更自由地去报道？
柳斌杰：认为中国对新闻媒体的管理越来越紧，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中国依照宪法进行新闻管理，既保证广大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也保障新闻工作者合法的采访权益。在管理上，我们始终都兼顾好这两方面。所谓的现在中国新闻管理比较严厉的说法，主要原因是今年出现了假新闻、假记者、假报刊等任何国家都不能容许的问题，我们对此依法进行管理，这种管理是应当和必需的。美国的大报、英国的电视台对假新闻同样进行了处理。今年，我们应广大人民的呼声，依法打击假新闻、假记者，这不是记者管理的问题。假记者不是记者，他们有些是新闻单位聘用的勤杂人员，有些是农村的闲杂人员等，这些人伪造新闻记者证去农村、煤矿敲诈勒索，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对这样的问题当然要管理，他们与正常的新闻开放、发展不是一个概念，不能因为中国打击假记者、假新闻就指责中国对新闻的管理越来越紧。从去年年底以来，我们开放了奥运记者采访的活动，很多境内外媒体和记者可以自由地在中国采访，受到国外媒体和记者的广泛欢迎。
记者：我们注意到，对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是有些限制的，例如灾难报道、政治性报道、腐败问题的报道等。
柳斌杰：我们也了解到国外媒体的此类反映，认为中国对国外媒体开放、对国内媒体不开放，这也是一种误解。中国的媒体和记者在自己的土地上采访当然是自由的，他们正当、合法的权益是得到保护的。事实上，在自然灾害、矿难等事故报道方面，中国是提倡抢先报道的，要求媒体准确、及时、客观报道出去，不需要层层报批。
国外媒体存在误解主要在以下两方面：第一，我们现在强调区域发生问题在本区域报道，不是普遍性问题一般不作全国性报道。第二，新闻舆论监督方面，不主张跨地区舆论监督。这都是为了保证新闻报道更加及时、准确、有序，不干扰全国人民集中精力抓发展的大方向。这不是限制国内媒体的报道，国内记者自由采访报道一直是得到充分保障的。
中国正在制订数字出版国家统一标准
记者：青少年网瘾问题是否解决了？
柳斌杰：互联网在中国发展非常迅猛，我国网民总数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网络在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方面影响特别大，青少年中出现网瘾问题，社会一度反映非常强烈。对此，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在网吧中贴出公告，教育青少年健康上网；在中小学课堂上加强相关知识课程；在技术方面，在网络游戏上加装了防沉迷系统。这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今后，我们一方面还会继续加强社会、家庭、学校方面的相关教育；另一方面，也要向公众解释，互联网是先进的传播工具，不要拒绝和排斥，要积极利用，加强引导。
记者：在网站方面，中国商业网站为何不能有新闻采访权？
柳斌杰：在中国只有政府认可的新闻网站才能同其他媒体一样进行编辑、采访活动，凡是未经政府许可的商业网站及个人的网站，不能采写新闻，只能转载、传播其他新闻单位的新闻。这是因为，相当一批商业网站及个人的网站不具备新闻媒体专业素质，不了解国家在新闻方面的政策，在发布新闻时容易出现错误，这样做也是为了对社会负责。
一些大的商业类新闻网站如果具备了办新闻网站的条件，经过验收确实达到国家规定的条件，也可以被批准发布新闻，但是要经过一定的程序。现在非新闻性网站转载新闻性消息，还面临着版权保护的问题。
记者：中国在大力倡导数字出版，但是现在有很多标准，在电子书方面是否需要制订统一的技术标准？
柳斌杰：数字出版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是技术发展给新闻出版带来的新的业态。我们国家在《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中，有9个数字化的大型项目推动数字出版。目前中国市场上流通的电子书超过30万种，它们都是在自制标准下开发出来的，不具备统一传播的优势。我们正在组织专家委员会制订数字出版、电子出版的国家统一技术标准，参照国际通行标准，与国际接轨。
目前中国数字出版存在两大问题：第一，各个公司标准不一样，互联互通性很差；第二，目前出电子书的大多是IT行业、高新技术公司等非新闻出版单位，不符合国家对新闻出版方面的要求，有的大量存在侵权盗版问题，违反了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关法规。因此，我们正在抓紧制订电子书的国家统一标准。同时，加强和引导传统新闻出版单位例如报刊社、出版社积极参与电子出版和数字出版，把技术、网络提供商和内容提供商结合起来，推动数字出版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卓宏勇 2007年10月19日09:40 来源：人民网－中国新闻出版报
转自http://media.people.com.cn/GB/6401554.html
笔者2007年10月16日晚上在值班时，对上版的一幅新华社照片产生疑问，栏目名称及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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